案情概述
原告上海松江欣旺花木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市松江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第三人姚明其
第三人姚明其的母親張芳英原受聘于原告上海松江欣旺花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欣旺花木公司”），為松江區申浜路、月臺路兩邊的綠化帶除草。2009年7月15日下午16時40分，張芳英在申浜路、月臺路口東側500米處與一電動自行車發生碰撞后倒地受傷。經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搶救無效，于次日死亡。同年8月31日，第三人姚明其向被告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經審查后，被告于同年10月30日作出工傷認定，認定張芳英于2009年7月15日因發生交通事故導致的死亡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的規定，認定為工傷。原告不服，向松江區人民政府提起復議被維持，遂訴至法院。
法院認為，張芳英發生交通事故是在工作場所內。工作場所還包括職工來往于多個工作場所之間的必經區域。張芳英需要完成申浜路、月臺路兩側的綠化帶的除草工作，從一側綠化帶到另一側綠化帶必須穿越馬路，故馬路兩側綠化帶之間的區域是其工作場所的合理延伸。原告認為張芳英發生交通事故不是在工作場所內，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認定張芳英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認定事實正確，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維持被告作出工傷認定的具體行政行為。
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02
觀點評析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到各類企業務工的人員增多，各類企業不規范用工誘發工傷事故的現象突出，因而不服人保部門工傷認定的案件在各類行政訴訟中占比重較大。目前法院審查工傷認定案件的主要依據是國務院頒布的《工傷保險條例》。該條例對認定工傷的情形采取了列舉的立法方式，在第十四條列舉了7種應當認定為工傷的情形，又在第十六條列舉了不得認定為工傷的3種情形。列舉式立法固然便于操作，但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難以窮盡實踐中的所有情形，也未必能預設萬千變化的將來。在這種肯定加否定的列舉情形之間，必然存在未明確規定的灰色地帶。在這種情況下，法律適用者們只有在個案的分析與甄別中，融匯法律的精神，綻放司法的智慧，體現司法為民的人文關懷。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因此，工傷與非工傷的界限，通常是：（1）時間界限，即工傷一般限于工作時間之內所發生的急性傷害；（2）空間界限，即工傷一般限于生產、工作區域之內所發生的急性傷害；（3）職業（業務）界限，即工傷一般限于執行職務（業務）而發生的急性傷害；（4）主觀過錯界限，即除了職工本人故意造成的急性傷害不屬于工傷之外，發生在職工本人有過失或無過錯的主觀心理狀態下的傷害，只要符合其他工傷條件，都應屬于工傷。[1]本案中，各方當事人對張芳英于2009年7月15日發生交通事故并于次日死亡，欣旺花木公司與張芳英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以及張芳英不存在主觀故意等事實均無異議，而如何理解“工作場所”與“工作原因”兩大要素則成為本案的關鍵。
一、綠化帶之間的馬路是工作場所的合理延伸
《工傷保險條例》未對“工作場所”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這導致勞動保障部門在工傷認定時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卻也成為用人單位、職工以及勞動保障部門之間引發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照文義理解，“工作場所”是指職工從事職業活動的場所。本案中，張芳英的工作任務是為申浜路、月臺路人行道外側綠化帶除草，因此，申浜路、月臺路外側的綠化帶都是張芳英的工作場所，當無疑義。問題是張芳英受傷的地點并不是在綠化帶內，卻是在申浜路、月臺路口東側500米處的非機動車道上。原告公司對“工作場所”進行狹義的理解，提出張芳英的工作場所應當僅指公司指派其除草的指定綠化帶范圍以內，綠化帶之外的非機動車道并不是工作場所，該觀點是否正確？我們認為，判斷“工作場所”的范圍，至少應當把握五個層次：
第一、工作場所包括職工日常從事生產勞動的特定崗位。如馬路邊的綠化帶毫無疑問地屬于綠化工人的工作場所；
第二、工作場所包括用人單位指派職工為完成特定工作所涉及的相關區域。如平時負責接送通勤的駕駛員受公司指派到外地去接客戶的路途中也屬于駕駛員的工作場所；
第三、工作場所包括用人單位為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勞動條件所設置的相關設施與處所，如休息室、廁所、更衣室、飲水室、消毒間、食堂餐廳等。這些處所并非職工直接從事勞動生產的作業區域，但職工上班時飲水進餐、工間休息、上廁所是正常的生理需求，是其提供勞動價值所必須的。另外，特殊行業的職工進出崗位時更換工作服，進行消毒、清洗則是職工進行勞動的前提條件和用人單位的技術要求，因此也屬于工作場所。
第四、職工有多個工作場所的，職工往來于多個工作場所之間的必經區域，應當認定為工作場所。職工從一個工作場所到另一個場所，必然途經某些區域，例如駕駛員從辦公室走到汽車內必然經過單位的車庫，綠化工人從一塊綠化帶走到另一塊可能穿越馬路等。這些合理延伸的場所與本職工作的崗位共同構成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內從事生產勞動的整體，是本職工作的必然需要，在性質上應當視同工作場所。
因此，所謂的工作場所，不應狹隘地界定為工作車間、廠房或特定區域。工作場所，應當指用人單位能夠對其日常生產經營活動進行有效管理的區域，和勞動者為完成其特定工作所涉及的相關區域以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區域。職工有多個工作場所的，職工往來于多個工作場所之間的必經區域，應當認定為工作場所。《工傷保險條例》將工傷保護的范圍從工作場所擴大到上下班途中，其根本依據在于上下班途中是工作時間的合理延伸，上下班必經路線是工作場所的合理延伸，二者均是職工從事本職工作必不可少的環節。同理，職工往來于多個工作場所的必經區域，作為其工作場所的合理延伸，不應與工作場所有所區別。將完成工作任務的必經區域排除在工作場所之外，有悖于同等情形同等保護的基本精神，既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符合生活常識，不僅令受到傷害的勞動者及其家屬難以接受，也難以取得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
具體到本案中的情況，對于綠化工人張芳英的工作場所，不能簡單地認定為指派其除草的專門的綠化帶內。在為綠化帶除草的過程中，張芳英為從馬路一側的綠化帶走到另一側需要穿越馬路，這是符合法律和生活邏輯的。原告公司以事故發生在申浜路非機動車道上為由而否認張芳英在工作場所發生事故是沒有根據的。被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認定張芳英是在工作場所內受到事故傷害，認定事實正確。一審法院認定張芳英發生事故的地點是其工作場所的合理延伸，認定正確，說理充分。
二、為除草穿越馬路致傷亡屬于工作原因
工作原因，是指勞動者為執行工作任務，包括從事本職工作及必要時的非本職工作，勞動者參加用人單位組織的集體活動亦包括其中。為了最大程度地實現對勞動者的保護，我們認為，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勞動者只要不是故意或者從事與工作無關的事情，一般情況下都應當認定為因工作原因受傷。如勞動者上班時間在工作區域內的廁所方便時摔倒致傷，如廁方便不僅是勞動者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也是持續、有效的工作所必需，其受傷應認定為系工作原因所致。再如夜班期間，勞動者因生理需求打瞌睡時遭受事故傷害，也應認定為系工作原因致傷。
在工傷認定工作中，應對各方面情況進行綜合分析，沒有證據否定職工所受到的傷害與履行工作職責有必然聯系的，在排除其他非履行工作職責的因素后，應認定為履行工作職責。同樣，用人單位認為不是工作原因的，應對此承擔舉證責任。本案原告欣旺花木公司稱，事發后張芳英的涼帽、小刀、板凳等勞動工具遺落在申浜路人行道上，并未落在“路北面的草坪”里，故認為張芳英不是由于工作原因受到傷害的觀點不具說服力，且未提供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被告認為，張芳英是為除草在兩條馬路的綠化帶間穿行時遭遇交通事故，確系因工作原因的說法推論合理。一審法院認定，張芳英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認定正確。
三、在個案中體現立法的價值取向
（一）在探索中尋求法律的價值
任何一部法律、法規都有其奉行的價值準則。法律的相對靜止與社會的不斷變化使得立法的漏洞在所難免。當法律規定模糊不清或缺乏可操作性時，法律使用者應當根據法律在制定時所確立的立法目的，實現隱藏在法律條文背后的利益保護原則，得出符合法律價值的結論。《工傷保險條例》第一條規定，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是《工傷保險條例》的首要立法目的。其立法精神是賦予主觀上無惡意的勞動者在因工作或與工作相關的活動中傷亡后，享有獲得醫療救治、經濟補償和職業康復的救濟權利。因此，在工傷認定的有關法律法規無法窮盡現實的情況下，工傷認定案件應當盡可能從保護弱勢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出發，根據案件的具體特點，靈活運用法律規定，體現以人為本的司法精神。
再者，工傷保險經歷了從民事責任發展到雇主責任以至目前的社會責任的發展歷程，承擔社會責任是工傷保險作為一種強制的社會保險之所以能夠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從現實來看，在勞資關系中，由于用人單位為追求經濟利益，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為回避社會責任不為勞動者購買工傷保險的現象十分普遍，而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不得不依靠出賣勞動力以獲得經濟報酬，放棄合法權益接受用人單位的指派從事勞動。當工傷事故發生時，勞動者往往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本案中的綠化工人張芳英,事發時已年近七旬，從事的是為馬路兩側的綠化帶除草的辛苦危險工作，期間為工作需要必須在車道上行走或穿越馬路。欣旺花木公司作為用人單位未為綠化職工配備必要的勞動安全設施，亦未進行一定的勞動安全培訓，沒有為職工購買工傷保險，事發后利用法律條文的狹義解釋回避雇主責任，企業這種態度不是值得提倡的。因此，我們認為，在確定“工作場所”的范圍問題上，當出現勞動者傷亡地點界限模糊、既可認定也可不認定在“工作場所”內的情形時，應遵循《勞動法》和《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規范優先保護勞動者、向勞動者傾斜的基本理念，做出工傷認定。
（二）在平衡中實現法律的價值
法律適用者負有為靜止的法律注入時代精神的歷史使命。在工傷認定領域，法院在審查時要在兩組矛盾中進行平衡：一是正確處理保護弱勢群體合法利益和平等對待用人單位合法權益的矛盾。工傷事故的受害者多為來自貧困地區或農村的務工人員，是一個相對弱勢的社會群體，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是法院落實司法為民的題中之義。但是，不能因為是弱勢群體，就對他們的不合法、不合理要求予以支持或滿足，而苛以用人單位過分的責任和義務。具體來說，基于適當保護用人單位合法利益原則，“工作場所”的內涵與外延不能無限擴大。畢竟工傷乃“因工而傷”，職工受到傷害的處所應該與職工的工作存在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系。譬如職工在領孩子到醫院看病的途中受到的傷害，不應認定為工傷；再如，綠化工人在工作結束后游玩路途中導致傷亡，也不應認定為工傷。當然，根據法律規定，用人單位認為不是工傷的，對此仍應承擔舉證責任。二是正確處理行使司法審查職能與支持行政部門依法行政的矛盾。由于有關工傷認定的法律規定比較抽象、籠統，各方對法律理解有一定的分歧，行政機關的理解與法院的認定存在不同不可避免。一方面，法院要堅決糾正行政機關的錯誤認定；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溝通，通過提出司法建議、以案論法、舉辦講座等方式，達成法律理解的一致和案件處理的共識，使司法權與行政權和諧統一，充分保護傷亡職工的合法權益，發揮積極的社會功效。
（三）在實踐中統一工傷認定標準
工傷認定行政案件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很大程度上源于有關工傷認定法律法規規定的不明確、不完善、不具體，使案件的處理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空間。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處理工傷認定案件遇到的各種問題，必須完善有關法律規定。尤其是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關于工傷認定要素的規定，是處理工傷認定案件最核心、最關鍵的部分，也是目前爭議和分歧最大的地方。建議由有關部門制定相關補充規定、實施細則或司法解釋，對工傷認定的爭議問題作出明確的闡述，統一各方認識，規范處理標準，有效地指導行政執法與審判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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